低价股票一览加强跨部门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

xiaozhou/2019-12-10/ 分类:股票配资/阅读:

  中国政府引导资金数量和规模稳步增长,在促进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和引导民间资本流动方面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在开发过程中仍有隐忧。针对一些常见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润木基金前董事长、中共革命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澄清了问题的主线,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

  引导基金和市场化基金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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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时报》:政府主导基金的目标规模与实际规模相差甚远。数据显示,目标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而实际规模只有4万亿元,资金落地比例相对较低。从基金经理的角度来看,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解决方法是什么?

  向阳:政府引导资金落地比例低,这是引导资金与市场引导资金融合的必要阶段。目前,政府对引导基金的落地更加谨慎,限制要求相对较高,总体思路处于探索阶段,低实收资本也反映了引导基金发展初期的现状。未来,在初始阶段与市场化基金管理人不断融合后,实缴出资的方式和限制将更加实用,政府引导的实缴资金规模将大幅增加。

  制定规则,指导子基金的落地和运营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设立政府主导型基金,但在基金管理方面存在许多问题。政府与基金之间的健康管理应该是什么,如何实现?向阳:从本质上讲,政府引导型资金是政府资源宏观调控的有效途径之一。它们的特点是周期长、风险高,但具有长期战略意义。

  政府需要对引导基金的本质特征有更系统、更深入的认识,打破引导基金固有的部分负债和短线交易思想,制定更有利于引导基金、引导子基金落地运营的规则,在早期阶段更系统地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基金经理, 并在后期通过有效的机制监督基金管理人的实际运作,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在其职权范围内更有效地发挥其专业能力。

  前期投资应与中后期投资相结合

  《中国经济时报》:数据显示,政府引导型基金更倾向于投资于后期和成熟企业,这可能主要是因为基金的安全性。你投资了一些早期企业,最近收获颇丰。这些项目会持续多久?你认为政府应该如何引导基金在哪个阶段投资?

  向阳:在钱润木基金的实践中,我对这个问题有着深刻的理解。由于引导母公司的有效期限较短,政府更倾向于选择见效快的项目进行投资和吸引外资。在投资阶段,将重点放在规模大、产值高的企业,导致许多引导资金实际上在基金经理手中将引导子资金兑换为成熟的项目资源。这种模式在实践中有一定的效果,但缺乏可持续运行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只有将前期投资与中后期投资相结合,引导基金才能通过基金经理的实际投资和运营能力,培育一批适合地方政府的优质项目池,并在其战略发展方向上不断从母子公司基金转变为优质企业。

  建立国家监督协调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目前,4万亿元政府主导的基金还没有全面的协调机制。从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什么样的顶层设计更有利于监管协调?襄阳: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引导基金的总体协调者是合适的。但是,从专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上级相关部门可以成立一个国家监督协调机构,协助地方政府在引导基金的专业设置和后期管理方面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形成一套有效的、不断优化的指导意见和操作手册,并辅以行业专业人士组成的指导小组,深入参与和配合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实际工作,解决地方政府的实际困难。

  自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一直在探索通过宏观审慎监管加强金融体系稳定的途径。然而,由资源错配造成的金融失衡,如资产价格泡沫和产业融资供求偏差,仍然难以完全消除。在经济金融化的基本趋势下,我国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监管框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分析有待加强。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智库的研究总结,货币、金融和外汇领域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加强协调与合作,优化金融监管效果。中国应探索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全面管理下建立更全面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

  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面临的挑战

  通过宏观审慎监管来加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仍然面临许多挑战。首先,宏观审慎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与其他传统的经济调控行为相冲突,因为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角度不同。例如,当货币政策基于通货膨胀考虑降低利率时,可以采取宏观审慎措施防止金融资产价格过热。

  在实体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时候,不协调的财政和金融刺激可能导致经济波动加剧,无法达到防范和化解风险的目的。政策矛盾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本文下半部分将对此进行阐述。

  其次,系统风险难以及时准确识别,监管不作为的心理倾向使得风险防范行动难以有效实施。从政治动机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监管者担心错误的预警造成不必要的市场恐慌;另一方面,预防政策的短期成本是显而易见的,而长期利益相对不易察觉。

  风险防范政策可能会限制经济上行期间的信贷扩张,而市场对此相对难以接受。此外,不确定性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积累起来,而在金融体系已经脆弱的情况下实施紧缩政策可能反而会引发原本打算防止的市场动荡。

  第三,由于现有政策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经验证据的缺乏,宏观审慎政策的经验影响难以客观衡量,宏观调控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使问题更加严重。此外,金融稳定的目标很难具体界定,因此决策当局需要找到分阶段的目标,如提高贷款和风险管理标准、加强银行系统的复原力或贷款总额的波动。

  充分有效的沟通是政策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公众讨论可以向市场解释政策目标、战略和制定过程,也可以在风险评估方面与市场交换意见和获得支持。市场沟通或政策促进应被视为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之一。理论上,监管当局的警告可以防止形势向坏的方向发展,避免形势恶化后需要采取的补救措施,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可以用信贷增长率、银行资本结构或流动性缓冲等变量来衡量。监管机构可以提高资本和流动性准备金要求,以增强金融机构应对未来经营亏损或短期流动性不足的能力,还可以通过调整不同形式贷款的相对成本来改变金融机构的债务结构和风险。

  应该注意的是,市场可能会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监管措施解释为经济形势即将严重恶化的信号。因此,为了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一方面应确保有足够的储备来稳定军队的士气,另一方面应建立一套基于规则和透明的基准规则。

  此外,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应注意市场监管规避,例如,目标群体向监管覆盖范围以外的机构转移贷款。金融机构通过影子银行渠道或跨地区转移规避监管约束,这将降低风险控制的效果。为了限制规避行为,监管机构可以扩大限制范围或发布政策组合。然而,这将增加政策的复杂性,使其更难沟通,甚至允许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侵犯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置职能。

  宏观审慎政策通过调节借贷成本或改变私营部门的融资渠道来影响经济活动,可能会无意中限制优质企业的融资渠道,扭曲信贷分配或阻碍金融部门的创新发展。处理政策不确定性的常见方法是从审慎的试点项目入手,逐步加强实施力度、范围和频率,直至达到目标影响效果。当前,我国应逐步完善宏观审慎治理框架。当真正的危机到来时,监管者可以及时应对,并在短期内增强政策力量。

  宏观审慎监管与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应加强协同作用

  宏观审慎监管可以有效控制整体信贷增速,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但仅靠宏观审慎监管难以消除金融失衡。中国应积极探索建立更加全面、一体化的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应当有机结合,但总体宏观金融稳定框架应当涵盖货币、财政和外汇政策,并寻求更全面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协调。

  宏观金融稳定框架的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通过协调各部门的政策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更高一级的总体管理至少应该减少不同部门政策构成谬误的风险。货币政策是宏观金融稳定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

  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直接影响资产价格和企业贷款的意愿和能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个体的风险偏好。无论是通过数量、价格还是外汇渠道进行监管,货币政策都会对金融周期和系统性风险产生影响,进而与宏观经济稳定挂钩。因此,货币和宏观审慎行动需要协调。宏观审慎管理可以集中管理细分的风险点,而货币政策具有更广泛的影响,可以限制监管规避、套利和其他行为。

  此外,增加货币供应量或降低利率将会给资本外逃和汇率贬值带来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抑制金融失衡的最初目标,而宏观审慎管理可以减少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从综合角度来看,货币政策干预金融稳定的程度应考虑到政策对风险偏好和资产价格的影响以及宏观审慎管理的影响等因素。

  财政政策是宏观金融稳定框架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有助于抑制失衡的积累,对冲金融周期的真正影响。在上一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支持世界经济产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一些欧洲经济体的经验表明,保持足够的财政缓冲有助于防止政府债务成为金融不稳定的来源。然而,在金融繁荣时期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首先,金融繁荣将增加财政收入,这是暂时的,只能维持到泡沫破裂。

  其次,金融繁荣可能导致金融部门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做出过于乐观的预测。第三,金融繁荣将增加隐性或或有政府债务,包括刺激财政支出以应对金融市场不稳定和应对相关经济衰退的成本,这可能扩大公共风险。隐性或或有政府债务可能是目前我国风险最大的政府债务形式。因此,金融部门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宏观审慎监管,加强风险防范协调和相关研究工作。

  金融失衡往往是由税制对实体经济的扭曲作用造成的。目前,许多国家的税收标准相对有利于债权而不利于股权。把握税收标准的发展方向,可以弱化这种税收偏好,甚至有助于提高动机,优化市场整体资产负债结构。当房地产投资过热时,控制土地供应或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和住房贷款的影响比利率或宏观审慎监管更深远。金融部门也可以通过提高交易成本和其他手段来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对新兴国家的汇率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构成了巨大威胁。汇率政策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外汇储备,另一方面可以抑制金融失衡。新兴国家通常利用外汇干预来应对国际金融状况变化对本国的溢出效应,并降低系统性风险。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变化日益影响国际溢出效应。

  发达国家的长期低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助长了金融繁荣。外汇管理部门应充分披露与宏观审慎管理相结合的政策目标,以确保市场相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酌情相互配合,稳定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历史经验证明,即使个体经济看似稳定,风险仍可能在金融体系中积累,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质往往会放大扩张和衰退的趋势,这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

  宏观审慎监管具有增强金融体系弹性的功能,如增加安全边际和抑制高风险贷款行为,但它并不总能防止金融繁荣时期的金融失衡。基于经济金融化的基本趋势,当前宏观经济部门应该为金融周期的不确定性预留足够的政策空间,通过保持金融稳定来支持经济发展。

  在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货币和金融也将受到多重政策目标和空间的限制。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进一步加强跨部门政策协调和信息共享,使各部门能够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帮助探索不同部门和市场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之间相互依赖的风险,弥补宏观政策监管体系的结构性缺陷。

  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改革的深入,金融风险关联的形式和深度也在动态变化。通过加强部门间的合作,宏观金融稳定框架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的风险管理能力,还可以减少重复和矛盾,增强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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